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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词审定问题的史料梳理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12-09 浏览次数:860

摘要:对名词审定问题的产生进行史料梳理,通过译书机构对译名问题的讨论、学界个人和民间团体对译名问题的关注政府及教育机构对译名统一的重视,考察从科技名词审定到文学名词审定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情况。

关键词:科技名词审定  文学名词审定  史料梳理

文学名词审定的出现与翻译的内容从单一的科技书籍向文学作品及其他领域的扩展有关。从科技名词审定到文学名词的审定,译名统一问题是伴随翻译出现的有历史渊源的问题。中国大量译介外国书籍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的洞开迫始落后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象中,翻译西方的科技书籍成了第一要务。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1863年成立上海广方言馆,到1868年江南制造局成立编译馆,开始了西方科技书籍的大量翻译。当时所译西书,大多第一次译成中文,由于中西学问的差异,语言的隔阂,译者常常为找到恰当的译名而烦恼。[1]所以,名词审定成为伴随书籍翻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对译名问题的讨论主要分这样几个方面

一、译书机构对译名问题的讨论

当时对译名审定做了大量工作的翻译机构是江南制造局编译馆,它十分注重译名的统一和双语专科词典的编纂。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摸索中,傅兰雅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订了译名的具体规则,著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年),载于《格致汇编》。他认为,“名目”(译名)是“译西书第一要事”,尤其“初译格致各书”时,必须“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他与中国同事“议多时后”,“略定要事有三”:“一、华文已有之名。设拟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有二法:一可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并前在中国之天主老师及近来耶稣老师诸人所著格致、工艺等书,二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之人。二、设立新名。若华文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矽等是也。(二)用数字说明其物,即以此说明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华人一见而知为西名。”[2]另外,外国翻译机构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着力最深且成果最可观者,当数益智书会。益智书会自编译教科书始,便重视术语译名之统一。该会1877年的初步工作决议案,即要求翻译教科书时需统一译名,要求益智书会委员根据译书与中文书收集各科中文术语,以待统一审查后汇编为各种科学术语表。[3]可见当时的中外翻译机构都已经对译名问题有了关注,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深入探讨,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实用的翻译和命名方法。

二、学界个人对译名问题的关注

高梦旦1897年也提出了统一译名问题。他认为,“译书之要有二,一曰辨名物,一曰谐声音,此二者,译书之根本也[4]。所谓“辨名物”、“谐声音”,即现在所称的意译与音译两类。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是《论译书》。他说,“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5]第二义主要是有关译名统一问题。他认为“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迷五色,莫知所从。”[6]同时,他还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他对翻译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律度量衡、纪年等等的看法。他的论述汲取了高凤谦的有关见解,但比高氏更加深入,是当时有关译名问题最详尽切实的论述,所议大多为后来译界所循。

关于译名统一问题,严复也作过一点论述,他是在维新期间开始从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1903年,他在拟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强调“翻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7] 而当时另一位译书大家林纾也表达过对译名审定的意见,1914年,他在为《中华大字典》写的序言中说:“中国则一字但有一义,非联合之,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启费,由无一定之名词,故与西文左也。”[8]由此,他倡议“由政府设局,制新名词,择其醇雅可与外国之名词通者,加以界说,以惠学者。则后来译律、译史、译工艺生植诸书,可以彼此不相龌龊,为益不更溥乎?”[9]尽管他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当局采纳,但他是近代自傅兰雅和梁启超、严复等人以后再次提议统一译名者。

另外,罗振玉[10]、王国维[11]、章士钊[12]、胡以鲁[13]、陈独秀[14]朱自清[15]等当时社会上的知名学者,都或多或少对译名统一问题有过论述。译名统一问题的推进和解决,与他们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

三、民间团体对译名问题的关注

1890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China  Missionary  Association,简称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开展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085月,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医学字典》。[16]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等,至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

1915年,科学社成立,他们对名词的审定有规划、有系统,为今后的科学名词统一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为其他学科的的名词审定工作起了巨大的示范性作用。《科学》杂志《发刊词》指出:“译述之事,空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倚而立。”[17]科学社在《新青年》19152号上刊登广告,即有“撰述自出机杼,译笔力求雅洁,审定名词惟主一是”之说。《科学》1916年第七期刊登《名词讨论缘起》,认为“名词,传播思想之器也,则居今而言输入科学,舍审定名词末由达也。虽然,国人之谋划一名词者众矣。前清有名辞馆,今日坊间书贾亦多聘人纂辑辞典,则数年以后终有蔚然成章之一日。”[18]同一期上周铭的《划一名词办法管见》则有“科学名词者,学说之符号也。名词之相纬相系,即一切学说之枢纽,吾人不能任意命某名词为标准,亦犹吾人之不能任创何说谓之学说。是以划一名词之办法要端有二:立名务求精确故必征求多数专家之见;选择须统筹全局,故必集成于少数通才之手。”[19]19167月,科学社设名词讨论会,由周铭、胡刚复、顾维精、张子高、赵元任五人负责。12月,在本年《科学》杂志第12期上发表《中国科学社现用名词表》,涉及学科有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照相术、气象学、工学、生物学、农学及森林学、医学、人名、学社及企业名、地名等。中国科学社对科技译名的一以贯之的重视和行之有效的实施不但为科学译名统一打下了深厚基础,亦为其他学科包括文学学科的译名审订工作提供了很多参考。[20]

四、政府及教育机构对译名统一的重视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翻译西方与日本的科学书籍大为加快。清廷官方翻译机构不得不正视译名统一问题,并在章程上与组织上采取了措施。1901年,清廷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理大臣,大学堂附设译书局。1902年,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疏》谈到:“惟是中国译书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类,往往不能审为一定之音,书作一定之字”,[21]因而进一步提出“拟由京师译局定一凡例,列为定表,颁行各省;以后无论何处译出之书,即用表中所定名称,以归划一,免淆耳目”。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制订章程,专门设了第七章“文典”。该章明确规定,辞典编成后,凡翻译书刊者,均需遵守辞典所定音义,不得随意臆造。各地译者译得新字(词)或发现辞典中的讹误,应随时通知该馆,以便及时增补和更正。对于随时审定的名词,在未成书之前,先通知译书局并京师大学堂的“润色讲义处”,以归划一。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派荣庆为尚书,熙瑛、严复为侍郎。次年,学部又设图书编译局,吴嘉谷任局长。1909年,学部专门设立编订名词馆,严复为总纂。对于外汉双语专科辞典的编制,与其说京师大学堂译学比较慎重,毋宁说是比较保守的,在其章程“文典”一章中,关于“专科学术名词”,规定“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俟学术大兴,专家奋起,始能议及。”[22]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清政府虽然也有注意到名词审定问题的重要性,但对其重视程度却是远远不够的。

1917年北京大学把译名列为一科,审定各科的译名,以及创译新名,却并不专以讨论译名的方法为事。《北京大学日刊》19171116的《研究所通则》中指出,“各研究所之任务”除了研究学术、中国旧学钩沉、译述名著、发行杂志等之外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定译名,而译名审定一项又在各科的“研究方法”中着重提出。[23]但国文学门中却无此项,国文学门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文字学、文学(古文辞诗词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革命前的文学观念仍是传统的文学观。1918123《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陈文的《敬求学界同人发起名约会启事》,《启事》认为,“北京大学有研究所之设以教育部移交之名词馆稿为研究之一部,留美科学社有编订暂行名词表之举,上海有译名统一会之设,从前中华工程师会曾有工学字汇刊行,医学名词审查会曾审定医学名词数项,博物研究会亦有编订博物名词之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办最久当然编有译名对照表,科学会亦有译名对照表数种未经发表,此外,学术团体个人著述编有译名对照表者亦复不鲜,又各种专科词典当然为译名对照表之一种,罗而致之,各种科学名词将灿然大备。”[24]说明在科学、医学等学科中已开始了审定名词的具体工作,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审定名词的意识。对于陈君的提议,北京大学决定“哲学门英文学门数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法律学门政治学门经济学门研究所诸君公鉴:本校接连江陈文君发起名学会启事,已提出评议会议,决由诸君在研究所中任审定译名一项者以个人名义进陈君所发起之名约会。”可以发现,作为新学问宣传重地的北京大学在五四前夕已经有了统一审定各科名词的意识,这一切,都为文学名词审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五四新学问运动后,伴随着新一轮的文学翻译高潮,关于文学的翻译问题引起了时人普遍讨论,围绕着“文学书能不能翻译”,“选什么样的书翻译”,“用什么方式翻译”[25]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而当时很有名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争论也大多围绕诗歌的翻译问题展开。“因翻译的讨论在我国目下是顶重要的一件事”。[26]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文学名词的审定问题第一次被正式提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1921年第6期刊载了郑振铎的《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他认为,文学上的名词就是指所有那些关于文学史上的、关于文学评论上的及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名词而言。文学术语的混乱带来的弊端很多,比如读者迷惑、译者重复翻译等。“我极希翼在现在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名辞审定会出现,把所有文学上名辞都审定一下,排紊杂而归之于一体,编一文学大辞典,如医学辞典、化学辞典等一样。其造福于中国的文学界,我知是未可限量的。”[27]136号的通信栏里,陈德徵也提出了《译名统一与整理旧藉》的问题。到1923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文学上名辞译法的讨论”,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译名问题的文章。

 

 



[1]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7

[2]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8

[3]见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7月,第238

[4]见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月,第142

[5]梁启超:《论译书》,《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中国翻译工编辑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1

[6]同上,第15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8

[8]同上,第127

[9]同上,第127

[10]1902年《教育世界》杂志第22期上有罗氏《译书条例》,认为“方今举行新政,……最紧最要之机关,则以译书为第一。今条举其办法,厘为八端,……”

[11]1905年《教育世界》96期上《论新学语之输入》,认为“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12]章士钊1910年以“民质”笔名在《国风报》第29期上发表了《论翻译名义》,主要是强调译名的意译之敝与音译之利,指出翻译西方重要新术语(如逻辑),必须做到准确涵括其全部意义,如果“意译”做不到这一点,则宁取音译。19145月在《甲寅》创刊号上,以“秋桐”笔名再次发表专文《译名》“义译名词之最困苦者,则名为译名,实则为其名作界说。”

[13]胡以鲁1914年在《庸言》第2627期合刊上发表《论译名》,论述了译名“决以意译为原则”的道理。

[14]陈独秀在1916年《新青年》第4期上发表《西文译音私议》,认为“译西籍方舆、姓氏、权衡、度量,言人人殊。逐物定名,将繁无限纪。今各就单音、拟以汉字。海内宏达、倘广教正,使译音得就统一。未始非学者节省力之一道也。”

[15]朱自清在1919年《新中国》杂志第1卷第7期上发表《译名》一文,主张译名的正法是义译,有了许多新词,才能传播许多新思想,国语的科学,哲学等,才能发达。

[16]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5

[17]转引自黎难秋:《民国时期科学译名审订概述》,《中国科技翻译》,1998年第2

[18]《名词讨论缘起》,《科学》,1916年第7

[19]周铭:《划一名词办法管见》,《科学》,1916年第7

[20]“他们学科学的人,已都知道名辞审定的重要了。所以化学,医学,机械等的名辞,都已详详细细讨论过,审定过。”西谛,《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19216

[21]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璩鑫圭、童富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14420

[22]见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

[23]《研究所通则》,《北京大学日刊》,19171116

[24]陈文:《敬求学界同人发起名约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123

[25]罗家伦发表于《新潮》1919年创刊号上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便涉及翻译问题。傅斯年19193月发表于《新潮》第3期上的《译书感言》,可算是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的第一篇译学专论了。《小说月报》上也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翻译的文章:《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郑振铎,123期;《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沈雁冰,124号,《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沈泽民,126号;《直译与死译》雁冰,138号;《论翻译的文学书》(美)Royal Case Nemian著, 希和 译,1411

[26]郭沫若:《讨论注译及其他》,《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19237

[27]郑振铎:《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小说月报》第12卷第6期,1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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